庄子意识到，如果人想要获得这样的生存，就必须首先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大道和天地面前，人是极其渺小的，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人的智力不是无穷的，人的政治行为不是万能的。
裔，本义为衣服的边缘，这里喻指边疆夷狄。无论百姓官人，都会这样想，这样做，概无例外。
26顾炎武：《日知录·言私其豵》。此后 , 又有周可真：《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人民幸福、人心归附、人世安定，方有天下之兴。明亡清兴，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天下一家思想成为主流。每个家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父母子弟，然后才及其他。
10梁启超认为：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蒿矢。这是说：所谓亡者，有亡国，也有亡天下。至于儒家思想史为什么也绕不开董仲舒这个与荀子相比并没有做出多少原创性理论贡献的人物，而是必须将其当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枢纽来对待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既然孔孟已经特别注重教育，为什么他们就无法像汉代之后的儒者那样，凭借这一优势和掌权者沟通，反倒输得很惨呢？为什么儒家在汉代之后对教育的垄断就能让它摆脱孔孟时代的劣势，使无数在各方面远不如孔孟的儒者顺利地跻身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体呢？进一步看，为什么这些儒者不再效法当年孔孟故意选择失败的榜样，却纷纷转而选择成为体制中权威合法性的辩护者，在不少情况下甚至还成了妾妇式有权势的大臣呢？更重要的是，汉代之后儒家对教育的垄断难道不正是它享有独尊地位的一个后果，所以不能反果为因地说成是它能够享有这种政治地位的唯一原因吗？ 其次，假如孔孟这些先秦儒者是由于谴责有权势的大臣而无法和掌权者沟通的，那么，为什么汉代之后那些依然宣称要格君心之非的儒者们却可以改变这种悲惨的宿命，转而顺利地跻身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体，甚至融洽地和掌权者沟通呢？难道说这是因为汉代之前的统治者个个都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肯任命妾妇式的大臣，汉代之后的统治者却统统幡然猛醒脱胎换骨，热切希望听取儒家大丈夫式的批评指导吗？ 事实上，司马迁的有关解释也存在着类似的缺失，因为他在谈到孟子不能用的时候，曾经专门拿当时另一些人的受重用作为鲜明的对照：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可是，他却置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于不顾，依然将这种汉代才开始形成、并且终于把儒家推到了独尊地位的观念附会到孔子的名下，甚至据此进一步指责佛老之学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三、舍孝而取忠的荀董儒学 对于儒家来说幸运的是，在历史的拐点上似乎并不缺少顺应时代的改革人物。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
荀子和董仲舒却强调忠高于孝，主张舍孝而尽忠，从而实现了对于儒家命运来说十分关键的一次历史转折。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
人们常常将汉代以来凭借三纲支撑起来的政治架构称之为阳儒阴法，却很少具体说明其中的儒究竟阳在了那里，法又阴在了何处。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继承了孔子的基本立场，所以在展开人伦排序的时候，曾专门将父子有亲置于君臣有义之前，以彰显孝优先于忠的重要地位。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公羊传》哀公三年）。也是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才明确主张：在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情况下，舜应当将父亲窃负而逃，结果不仅在乐而忘天下中放弃了自己为民父母的天子职责，而且也在终身欣然中放弃了他与皋陶之间的君臣有义，以致这位秉公执法的臣属无从将瞽瞍绳之以法（见《孟子·尽心上》）。
但同样很明显，他也没有把血缘关系说成是唯一的本，而是同时指出了另外还有两个本天地和君师。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他能够超越与孔孟关系更密切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在先秦儒家中一举成为有资格与孔圣孟贤并肩鼎立的第三号大师级人物。（《荀子·礼论》） 这段话不长，但在影响传统儒家的历史命运方面却有着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在承袭孔孟认同的为民父母移孝作忠理念的基础上，又突破了孔孟主张的事亲为大信条，强调与父母单纯具有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效应相比，君主虽然不能生育臣民，却可以发挥抚养和教导臣民的双重功能，同时为臣民提供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食粮，远远超出了父母对子女的生养作用。……他们既向超越之天又向人民吁求支持。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一段论述已经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儒家后来受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君主至上忠高于孝：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像孔孟那样强调事亲为大，也就无法再直接等价于强调忠君为大，却势必生成家高于国舍忠而取孝的深度悖论，最终导致孔孟想要受重用的雄心壮志没法在现实中真正达成。
诚然，要是仅仅依赖这种平分秋色的三本说，荀子依然只能得出天地君亲师统统为大的折衷结论：君王尽管构成了治之本，但毕竟不像父母那样生养了臣民们。先秦儒学的另一位思想大师荀子虽然大体承扬了孔子主张忠孝和谐的基本立场，但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却大胆突破了孔孟倡导的事亲为大信条，在从父子之亲的前提出发肯定了人道莫不有辨之后，不是像孟子那样得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结论，而是另辟蹊径地提出了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的理念，明确要求臣民按照忠高于孝的原则处理忠孝不能两全的二难悖论，从而为儒家摆脱不能用的悲剧宿命奠定了理论上的契机。……由于儒家经典被采用充作核心课程，孔子被崇奉为学校的保护神，儒家伦理也就变成了招募政治精英的社会标准。[3]众所周知，儒家学说在从汉武帝时代起成了培养中国官员的重要工具后，便长期成为所谓的国学。《说苑·修文》以及《韩诗外传》都记载了齐宣王向当时的儒者田过请教三年之丧问题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有鉴于此，倘若牵扯到更为切身的现实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冲突只能是更加尖锐。
例如，倘若臣民们按照孔子的教诲行事，就会在从君战的时候缴械投降沦为背臣，害怕自己为了报效君主战死之后无法赡养家里八十岁的父母，最终沦为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子。它更是荀子的崇礼主义和法家观念、阴阳宇宙学说、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一大堆其他信仰的大杂烩了。
……以尊父与尊君相结合，遂使独夫统治天下之局，特别延长。此非朱子一人之见，实二千余年汉、宋群儒之共同信守也……。
就连那些原本被认为是具有夷狄气息的外族君王，一旦作为九五之尊统领了炎黄子孙，照样会按照孔子之作春秋也，诸候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的标准行事，转而成为儒家之道的忠实信徒。严格说来，杜维明接下来指出的另外一点才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 周围的一些其他力量——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肯定也有助于儒学的所谓复兴。
不过，如同人生在世的许多理想一样，虽然孔孟希冀达成的忠孝和谐在许多情况下的确能够顺利实现，但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二者在更多情况下却会出现不可兼得的严峻冲突：忠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关系中的君主，①孝主要针对的是家庭关系中的父母，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儒家大师在半个世纪前业已发出的这些极具思想深度的警世之言，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在探究传统儒家从不能用到受重用的命运转折的内在原因时深入反思。倘若考虑到汉代以后那么多学问道德远不如他们的儒者纷纷荣升各级官员，甚至被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尤其在南宋以后《论语》和《孟子》还成了官方科举考试的钦定教科书，这种鲜明的反差势必会引发一个疑问：为什么孔孟在世的时候不能用？ 答案其实就在孔孟面对二难悖论时采取的舍忠而取孝为小家舍大家（国家）的态度之中。[5]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还把这类现象归因于这些君主在接受了儒家的垄断教育后就变得道德高尚起来，一心只想聘请那些特别关怀人民安居乐业、却对自己保持独立姿态的儒家政治精英作为教师、顾问或朋友，却将那些趋炎附势的妾妇式大臣拒之于千里之外，未免就有些天真了。
但如果我们把它在汉代的命运转折也仅仅归结为对教育的垄断，却好像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处理孝与仁之间的抵触冲突一样，孔孟在处理孝与忠之间的抵触冲突时，也是凭借至高无上的血亲情理精神赋予了孝压倒忠的终极意义，所以才主张人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当舍忠而尽孝，而不是舍孝而尽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是，一旦纳入到了两千年的历史关联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比较偏离了事情的关键，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多少理由断言：汉代之前的君主个个都对唐虞三代之德嗤之以鼻，所以孔孟儒学长期都是不能用。[3] 换言之，导致儒家在汉代以后复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的最重要因素，与其说是它对教育的垄断，毋宁说是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在寻求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时，从其他思潮（包括法家）那里转向了儒家。
儒家对教育的垄断也许是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再度崛起的唯一要素，他们成了……体制中权威合法性的辩护者。[4]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在征服中原的同时也为成熟的汉文化所征服。
反讽的是，儒家大师荀子教导出来的法家弟子韩非，后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孟的这种舍忠而取孝态度会将儒家置于怎样棘手的困境之中：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荀子的这些突破了孔孟血亲至上信条的原创性论证，特别是他有关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从义不从父的说法，不但清晰地规定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天地君亲师的严格排序，而且也为朝廷养活了老百姓皇上比父母还要亲等流行口头禅提供了文化理念的积淀基础，以致后来谭嗣同曾严厉抨击荀学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仁学》卷二十八）。但要是今天我们还继续怀有类似的见解，从学理的角度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二年）。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传统儒家的历史命运经历了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根本转折呢？本文试图围绕忠孝不能两全的儒家二难困境，对此展开一些初步的分析。（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换言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疏远了，不足以继续通过血浓于水的向心力维系家国一体的稳态架构，更遑论那些与周朝统治集团原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异姓君主以及普通民众了。
两者结合在一起，既克服了孔孟主张孝高于忠、家高于国的漏洞，又克服了法家否定血缘亲情、只重严刑峻法的弊端，从而凭借血缘亲情的向心凝聚力，成功地加强了君为臣纲的类血亲稳态结构，所以才让儒家（而不是法家）一直都能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用。作为一位熟知《论语》文本的儒家大师，朱熹即便意识不到后面这一点，也理应清楚这部儒家元典中根本就没有类似于三纲的说法。
不难看出，这位坚直廉正的国相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之所以首先为了尽孝把父亲放走，然后又为了尽忠自刎而死，正是想借此摆脱自己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中势必陷入的要么无父、要么无君的尴尬处境。此外，孟荀思想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常说的性善还是性恶之分，而是首先在于事亲还是忠君才能为大。
